深夜十一点，北京北四环的车流早已隐入夜色，整座城市调低了音量。但在中科院物理所那栋不起眼的大楼里，有一排窗户却倔强地亮着，像不肯合上的眼睛。
实验室内，安静得近乎神圣。你能听见的唯一声响，大概只有自己的呼吸，还有仪器运转时那种几乎感觉不到的微弱嗡鸣。副研究员李更正站在一台裹满银色锡纸的精密设备旁，目光死死锁在屏幕上。困意像潮水般一波波涌上来，又被一次次压下去——他知道，今晚可能要出东西。
然后，那个瞬间来了。
屏幕上本该显示出一块平整均匀的四方图样，这是他们预想中的标准画面。可猝不及防地，竖直方向的波纹一道接一道浮现出来，像被风吹皱的湖面。更令人惊异的是，在那些波纹的间隙里，还交错点缀着斜向的条纹，仿佛有人在织一匹看不见的锦缎。李更的瞳孔骤然放大——所有的困倦在这一刻被彻底击碎。
他并不知道，这个深夜里的异常画面，将在九个多月后登上《自然》杂志，并被国际同行评价为“具有里程碑级别的意义”。
2026年6月8日，《自然》重磅刊发了这项由中国科学家完成的研究成果：在铁基超导材料锂铁砷中，成功观测到了大面积、高度有序且可调控的马约拉纳准粒子格点阵列。简单来说，他们找到了一种方法，能让那些被誉为“量子计算圣杯碎片”的神秘粒子，乖乖地排成一列列整齐的队伍，而且还听得懂人话——可以被外加磁场精确操控。
要理解这件事有多重磅，我们得先回答一个灵魂拷问——这也是李更最常被亲戚朋友追着问的问题：“你们搞的那个拓扑量子计算，到底是个啥？”
答案是：它是量子计算领域里一条极其硬核、但可能通向终极容错的路线。
我们生活在一个数据爆炸的时代。全球每天产生的信息量，需要用“泽字节”这样的天文单位来计量，传统计算机早已气喘吁吁。量子计算被寄予厚望，它能用“量子比特”同时处理海量可能性，像一个能在所有平行宇宙里同时下棋的棋手。但量子比特有个致命的软肋：它太娇气了。一点点噪音、轻微的电磁波动、甚至隔壁地铁驶过的微弱震动，都可能让量子系统“退相干”，就像沙堡被海浪拍散。而计算过程中的错误，会像滚雪球一样累积，最终让结果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噪声。
这正是科学家们被逼出来的新方向——拓扑量子计算机。李更用大白话解释过：“拓扑量子计算，本质上是一条容错能力更强的技术路线。”它的核心思路极其精妙：不是去拼命保护脆弱的量子比特不受外界干扰，而是把量子信息编码在一种更底层的“拓扑结构”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普通量子比特是把信息写在一张容易被抹掉的纸上，而拓扑量子比特则是把信息编成一股绳上的结。你晃动绳子，绳结的位置可能会变，但绳结本身不会轻易散开——信息就这样被“锁”在了拓扑性质里。
而实现这种编织的“绳子”，是一种需要遵循“非阿贝尔统计”的微观粒子。如果能找到这样的粒子，并且练就一手将它们像编麻花辫一样精准编织的绝活，拓扑量子计算就有了从理论走向现实的物理基础。这场竞赛的起跑线，就划在谁能率先洞悉并驾驭这些神奇粒子。
高鸿钧院士带领的团队，体量不算庞大，却是全球范围内挑战这一目标最受瞩目的硬核力量之一。他们的故事，本身就像一部节奏紧凑的科学纪录片。
2018年，这支团队首次在铁基超导材料中探测到一种名叫“马约拉纳准粒子”的存在。这种粒子，恰好完美契合拓扑量子计算所需的条件。那一年，《科学》杂志发表了他们的成果，国际同行集体侧目。到了2026年，他们再接再厉，又在同一类材料中捕获了马约拉纳准粒子的电导平台信号，相当于第二次实锤了这种粒子的确凿存在。成果再次登上《科学》。此后几年，他们一头扎进五花八门的铁基超导材料里，像地质勘探队员一样，持续追寻这种粒子的踪迹。
但障碍也异常坚固。高鸿钧当时清晰地判断出症结所在：“铁基超导材料体系正面临组分不均一、马约拉纳准粒子含量偏低、阵列排布无序且难以调控等一系列拦路虎。”换句话说，粒子是找到了，但它们像一群散兵游勇，不成阵型，不听指挥。要真刀真枪地迈向拓扑量子计算，必须找到大面积、高度有序、能像军队一样令行禁止的马约拉纳准粒子阵列。
转机，就藏在那个八月的深夜里。
当李更把屏幕上反常的波纹汇报给高鸿钧后，两人迅速展开了热烈讨论。一个大胆的念头冒了出来：既然有波纹，说明样品内部存在某种有序的“应力”分布，那如果外加一个垂直方向的磁场，会不会激发出更惊人的响应？他们决定立刻尝试。
磁场加上去的那一刻，更令人屏息的景象出现了。那些表征马约拉纳准粒子的亮斑，竟然像接到了集合命令的萤火虫，整整齐齐地在纵向波纹的上方列队排开，一排排一列列，规整得近乎不真实。李更继续加大磁场强度，亮斑的分布也随之变得愈发密集，当间距收窄到一定程度时，它们之间甚至开始显露出相互作用的联动迹象——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特征，意味着这些粒子不仅仅是“排列”在一起，它们正在构成一个可以协同工作的系统。
从那个瞬间起，整个研究团队进入了一种近乎凝固的谨慎状态。他们竭力维持仪器探针与样品之间的相对位置纹丝不动，生怕一个微小的位移就让这奇异的景象像海市蜃楼般消失。李更后来在复盘时坦言：“在彻底搞清成因和规律之前，我们心里一直悬着一块大石头，生怕一旦挪动了位置，就再也和这奇特景象后会无期了。”
经过近半年的艰难摸索和反复验证，他们终于锁定了一个关键词：应力。高鸿钧点明了其中的物理机制：“自然产生的应力能够诱导晶体产生一大片面积可观、高度有序且可被外界调控的马约拉纳准粒子阵列，更要紧的是，这种有序阵列竟能被外加磁场轻松拿捏。”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找到了让粒子排列成阵的自然法则，还掌握了操控这支“幽灵军团”的遥控器。
去年十一月，论文投向了《自然》杂志。审稿人的反馈让他们始料未及——不是否定，而是纯粹的惊讶：“为什么别人压根儿就没瞅见呢？”
作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的李更，在琢磨如何回应时，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身边那台裹着银色锡纸的“老战友”——扫描隧道显微镜。这台设备外观极其朴素低调，甚至显得有些粗粝。但高鸿钧介绍它时，语气里满是自豪：“这可是我们自己设计、搭建并组装起来的设备。”从2006年算起，这间实验室已经先后操刀设计并建造了三代扫描隧道显微镜。这次大显身手的第二代设备，工作温度可以低到0.4开尔文——这是一个极端的低温，仅比绝对零度高出一丁点儿，足以让原子级的运动几乎冻结。它还能同时对样品施加三个不同方向的磁场，能量分辨率更是飙到了0.3毫电子伏特。
这些硬核参数意味着什么？打个比方：科研人员能精准地将单个原子从分子上分毫不差地“切割”下来，无论是数量还是位置都能随心所欲地操控，相当于在微观世界里进行一场精准到原子级别的手术。正是靠着这台仪器逆天级别的分辨本领，他们才得以清晰地观测并自如地操控马约拉纳准粒子阵列。而那层看似随意的银色锡纸，其实是隔绝外界电磁干扰的一道手工打造的精巧屏障。高鸿钧曾指着它说：“就连锡纸到底该往哪儿裹，都是长期经验积累和独门窍门的结晶。”
但精良的设备与老到的经验，终究不是说服顶级期刊审稿人的硬核科学凭据。为此，研究组又吭哧吭哧地耗费了两个月时间，在实验室另一台独立的扫描隧道显微镜上，启用了另一块锂铁砷材料样品，一丝不苟地复现出了一模一样的实验结果。当重复验证出的漂亮数据摆在面前时，那位曾经惊讶追问的审稿人由衷感叹：“我之前所有的疑问，全都收获了让人心服口服的解答。”另一位评审人也毫不吝啬地给出了高评：“这些结果不仅新颖，而且相当让人兴奋。”
在高鸿钧眼中，这次重大发现是“一次必然中的偶然”。那深夜里的异常波纹看似意外降临，实则建立在多年如一日的精密积累之上。“必然”二字，不仅源于仪器令人惊叹的精度，更源于整个研究组行云流水般的高效协同。他的团队有个独特的作息习惯：总爱在凌晨两三点钟挑灯夜战。原因听起来甚至有些浪漫——夜深人静时，能最大限度地避开电噪声和机械振动对精密仪器的干扰，整个世界都为你安静下来，原子级别的秘密才愿意开口说话。
自2018年首次发现马约拉纳准粒子起，这支实验团队便维持着一种满油冲刺的高速运转状态。“我们汇聚了一帮朝气蓬勃的青年科研人员和学生，干活儿的节奏相当高效，”高鸿钧说，“每年都能在这个方向上稳定产出一篇发表在《自然》或《科学》上的顶刊成果。”这种持续产出的能力，在竞争白热化的前沿科研领域，本身就是一种实力的宣告。
此外，合作也是他们基因里的一部分。高鸿钧强调，这些年他们搞的不是那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零散游击式科研，而是与所内所外多个团队密切协同，以成体系的方式一以贯之地将工作推向深处。本次研究正是与物理所靳常青研究组、美国波士顿学院汪自强教授通力合作的智慧结晶。
尽管言语之间满是自豪与振奋，但当话题转向未来，高鸿钧的语气迅速回归到一种冷静而清醒的基调：“这还只能算是一个阶段性的基础科学突破。基于马约拉纳准粒子的拓扑量子计算，前头还有老长老长一段崎岖路要蹚过去。”李更则剧透了下一步的攻坚计划：他们将一头扎进去，深入研究应力对双轴电荷密度波的具体作用，尝试用可控的手段，在超导材料里稳稳地诱导出双轴电荷密度波条纹，那是更精细操控粒子阵列的关键一步棋。
而在他们心底，藏着一个更为长远、也更为宏大的目标。高鸿钧曾掷地有声地展望：“想办法让互相靠近的马约拉纳准粒子完成位置交换，真正实现对它们的编织操作，从而向着拓扑量子计算再稳稳地跨出一大步。”
从那个深夜捕捉到的一缕反常波纹，到如今在《自然》上重磅刊发的有序阵列，再到未来某一天或许终将实现的粒子“编织”——这项科学探索，正如一本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每一个章节都让人屏息凝神，期待下一页的到来。而驱动这本书一页页翻下去的，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光，是手造仪器上那层朴素的锡纸，更是一群人对微观世界最深处秩序与规律的不懈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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