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润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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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对外放了个大招：理事会主席曹德旺明确要求各院系逐步实现收支平衡，说白了就是“自己养自己”。消息一出，直接炸了锅。有人狂点赞，说这是高校改革硬核接轨产业、倒逼成果转化的神操作；也有人直接破防，担心院系被逼着搞钱，会不会把教育初心给丢了，让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沦为短期收益的牺牲品。
这场辩论确实值得细品。它不光是字面意思的理解偏差，更戳中了大学运行的核心痛点：靠社会服务赚来的钱，到底能不能撑起一所高校的主要经费？对于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来说，举办者投入、学费收入、社会捐赠和政府支持这四根支柱，到底该怎么搭配才不翻车，才不至于顾此失彼、内卷到飞起？
我一直觉得，大学当然不能关起门来搞闭门造车，理工科院校更不能跟产业脱节，但大学也绝对不能变成公司。它可以强化“自我造血”能力，但绝不能拿盈利能力来给院系打分。民办高校虽然机制灵活、贴近市场，但要走得远，还得靠稳定、透明、可持续的投入机制做底盘。
我们千万不能因为高校有短板，就一棍子打死传统大学的价值。必须看到，福耀科大的探索确实有独到之处。这些年，国内很多高校跟产业需求严重脱节，有些科研选题就围着论文和项目申报转，根本不解决实际问题，不少学校都染上了“重论文、轻工程”“重课题、轻转化”的毛病；产教融合常常只是表面功夫，企业根本没真正参与育人。这些问题大家早就心知肚明，教育界也在反复反思，但真改起来还是差点意思。
从公开信息看，福耀科大定位为“以理工科为核心、交叉融合为路径、产业应用为导向”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强调把产业前沿问题变成教学案例，将科研资源转化为育人素材。学校还推行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企业导师、真实项目牵引等机制，目的就是打破传统院系与产业之间的高墙，让师生扎进真实的难题场景。这种改革勇气确实值得点赞。对一所专注于制造业科技创新的新型大学来说，科研不能只在校园里自我陶醉，也决不能单靠论文数量来证明实力。
不过，反思传统高校也得有个尺度。王树国在访谈中多次提到深度求索创始人梁文锋、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大疆创始人汪滔这些创业者，说很多重大突破都发生在企业和产业现场，而不是大学课堂或教授实验室。这话确实点出了高校改革必须面对的现实，但绝不能因此就断言“大学没用”或“大学整体落后于企业”。事实上，这些优秀创新者并非凭空冒出来：梁文锋本硕毕业于浙江大学，汪滔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王兴兴也接受过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系统工程训练。他们后来创业成功，恰恰说明大学在基础知识传授、专业能力塑造、问题意识培养和青年人才筛选上，依然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大学未必总能产出创新成果，但常常是创新人才最初生长的土壤。所以，批评高校的毛病应该导向循序渐进的改革，而不是全盘抹杀大学的功能。
要培养更多梁文锋式的创新人才，既需要高校改革，也需要企业环境持续改善，但这并不代表大学必须按企业的逻辑来运转。大学和企业本质上是两类截然不同的组织：前者负责知识传承、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和思想探索，后者面向市场需求、技术转化和产业竞争。创新人才的成长恰恰得益于这种分工协作——大学提供宽厚的知识基础、批判性思维训练和长期能力培育，企业则提供真实场景、市场反馈和技术落地机会。真正要改革的，不是让大学去干企业的事情，而是打通两者之间的人才流动与创新协同机制，让高校能更好地培育适应未来的创新者，让企业能更有效地吸纳和激发这些人才的创造力。只有各自发挥优势、良性互动，创新人才才能源源不断地涌现，这才是真正的“双向奔赴”。
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表明，高校绝不可能完全依赖院系自我造血来维持运转。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例，2026财年它的主要收入来源分别是投资收益约十六亿美元占比百分之二十九，科研资助约二十四亿美元占比百分之四十四，社会捐赠约五亿美元占比百分之九，学费约四亿美元占比百分之八。就算把科研资助算作大学通过外部竞争和知识生产获得的资源，这部分也没超过总收入的半数。而且，麻省理工学院的社会服务能力并非与生俱来，也不是靠行政命令或财务压力逼出来的，而是建立在长期学术积累和人才网络之上的，一般民办高校短期内根本模仿不来，属于“神仙打架”级别的操作。
王树国经常拿美国欧林工学院当工程教育改革的样板。实际上，这所私立本科工程大学的财务结构更能说明问题。根据欧林工学院2026财年审计报表，当年运营收入约四千三百一十七万美元，其中欧林捐赠基金支出约二千三百九十万美元，其他捐赠基金支出约三十三万美元，两项合计约二千四百二十三万美元，占运营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六；学生收入净额约一千四百零八万美元占百分之三十三；政府拨款和其他合同收入只有约一百一十六万美元占百分之三；社会捐赠约一百一十六万美元占百分之三；其他收入约二百五十五万美元占百分之六。换句话说，办学经费的主体根本不是靠学院和老师搞市场化服务来“自我造血”，而是靠基金会形成的长期捐赠基金支撑。更值得关注的是，欧林工学院2026财年运营支出约四千七百一十二万美元，比收入多出近四百万美元，运营层面出现了亏损。这说明高水平工程教育，尤其是小规模、重实践、重师生互动、重创新培养的模式，本身就成本高昂、周期漫长、公共品属性明显，绝不能简单按照企业的利润中心逻辑来要求院系自负盈亏。这波操作，属实是给所有想“躺平”靠院系自我造血的高校敲了个警钟。
从学校后来的回应来看，福耀科大所说的“院系自负盈亏”很可能被社会“误读”了。校方想表达的或许不是让院系真的自负盈亏，而是鼓励各院系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学校整体承担稳定投入、统筹配置和保障基础学科的责任。实际上，王树国已经明确表态：“学校对各专业学院同样给予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与充分的科研空间，鼓励老师们潜心基础研究，坐得住‘冷板凳’、啃得下‘硬骨头’。”这种表态，其实是在给外界吃定心丸，拉满安全感。
社会对福耀科大的误解，跟国内民办高校长期以来给人的印象有关。这些年，大家批评部分民办高校商业化太重、企业味道太浓、财务运行不规范、举办者资金迟迟不到位。有些民办高校砍掉冷门专业，裁撤相关老师，招来负面评价，甚至还有企业在遭遇资金危机时，利用控制权违规从民办高校抽钱自救。所以，当一所被寄予厚望的新型民办高校突然抛出“院系自负盈亏”这种企业化说法，公众很容易就会联想：是不是资金压力大了？后续投入没保障了？这种担心未必符合福耀科大的真实意图，但背后确实有合理的社会心理基础，属于“狼来了”的后遗症。
因此，福耀科大现在最迫切的任务，不是急着证明院系能“赚钱”，而是保持稳定、可预期的长期投入，形成支撑新型研究型大学成长的制度根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成长需要“耐心资本”。这个资本不单单指资金，还包括时间投入、组织投入、制度投入和社会信任投入。曹德旺作为企业家，能把制造业一线的问题意识、效率意识和责任意识带进大学；王树国作为教育家，长期关注大学与产业脱节、人才培养模式滞后等顽疾。企业家的实践智慧与教育家的大学理想相互融合，确实有可能催生出崭新的办学形态。对于这种探索，社会应该给予足够的空间和包容。当然，作为创办者，福耀科大也必须维护全社会对这场新大学实验的信心，继续保持稳定投入，不能让大家“粉转黑”。
办大学是高成本、长周期的事业，尤其像福耀科大这种强调小规模、高水平、强实践、重科研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更需要持续投入来支撑师资引进、实验平台建设、学生培养和科研探索。曹德旺和河仁慈善基金会的大额投入给学校起步打下了坚实根基，也体现了企业家支持高等教育的责任感与公益情怀。据公开报道，学校前期已投入几十亿元，并计划继续追加到百亿元规模。对一所刚刚创立的新大学来说，这个起点确实相当难得，堪称“开局即王炸”。
与此同时，大学的发展不能只靠创办者一方的投入。福耀科大实行低学费、小规模办学，学费收入在整体经费里占比有限；学校又不像那些已经建立起成熟社会捐赠网络的高校，未来能不能持续吸引企业、校友和社会力量参与支持，还需要时间检验。这恰恰触及国内民办高等教育的一个普遍难题。跟欧美部分私立大学靠校友捐赠、社会基金和长期投资收益支撑办学不同，国内大多数民办高校尚未形成稳定的社会捐赠传统和基金会运作机制。长期以来，国内民办高校收入主要依靠学费，这种经费结构不利于提升办学质量：学费太低，学校缺乏持续投入能力；学费太高，又会加重学生家庭负担，降低对优秀生源的吸引力。这其实是个“两难”的困局，需要破局思维。
近几年，国内新建了几所新型民办高校，福耀科大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高校试图建立不依赖学费的经费收入结构，但目前主要依靠举办者捐赠或初创阶段募集的捐赠资金。如果后续发展过程中得不到持续捐赠，经费就会成为影响学校发展的基础性隐患。从“政府、市场、社会”这个分析框架来看，国内民办高等教育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社会支持力量过于薄弱。在社会捐赠机制不健全，又不希望主要通过市场筹资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加大对高质量民办高校的支持力度。例如，可以按照学校实际吸引社会捐赠资金的一定比例，给予财政配套支持，以此引导社会资源进入民办高等教育领域，同时体现国家对民办教育发展的引导与规范。毕竟，教育是关乎国运的“长跑”，需要全社会一起“加满油”。
（作者系苏州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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